从科学发展史角度看，尽管西方经济学范式存在根本性缺陷，但其范式运动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学范式反映哲学观差异

范式是一个包含观念范式、方法规则与基础假设的多层结构系统。范式的形成与转换是科学哲学运动的核心内容。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遵循着“范式—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范式”的逻辑模式[1]4。截至目前，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已表现出如下形式：一是继承原有范式的“硬核”而调整其“保护带”；二是对原有范式之“硬核”进行部分调整以使其接近于解释现实状况；三是对不同学派研究范式的“综合”，即通过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形成新的框架体系；四是对不同理论流派研究范式的“交汇”，如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交融；五是由学科交叉所引致的范式多元化趋势，如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通过理性演绎的唯理论思维和数学建模及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为几个很少变量的函数关系，再通过对这些变量的数学分析与求导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进行诠释”[1]55。就其哲学观实质看，理性经济人假设构成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之硬核，在方法论上倡导个体主义、唯理论和演绎法，主张通过数学模型进行均衡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对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范式结构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人”假设，主张通过“逻辑—历史分析”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以超越“均衡—静态分析”单纯的预测与检验功能等。

经济学范式转换推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基础上持续进行理论创新，先后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此后，他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回答了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办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3。从推进经济学范式创新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综合”“交汇”“交叉”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整体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框架。

二、对经济学范式的“综合”

“综合”是指将不同学派理论观点兼收并蓄、有机融汇到一个新框架体系中。综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是经济学家构建新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西方经济学界出现过三位以综合创新闻名的大师级人物及其代表作，即穆勒与《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马歇尔与《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与《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合出发，提出“新时代”重大政治论断，作出“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提出“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新时代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1]7，无疑是一次重大综合。

(一)“新时代”重大政治论断

对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性质的科学认识，是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之所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对‘第二次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理论建树，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方法和理论基础”[3]10。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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