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发生了远超过1998年的严重洪水，造成28个省份多处堤防护岸、水库设施、农村供水和灌溉设施、泵站涵闸、水文站等水利工程损毁，水利部预测灾后恢复重建需投资840亿元。大家都有疑问，为什么长江有以三峡为中心的中、上游水库群，以及雅砻江、金沙江、岷江、涪江、嘉陵江等水库群，却依然遭遇严峻水灾，答案在我国人均水资源调控能力偏弱。

在业内人士看来，我国亟需对“水危机”形成共识，尽早启动、部署事关国家安全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调控能力偏弱

中国水资源禀赋先天不良，人均水资源量低，且时空分布严重不平衡。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左右。而美国、加大拿的人均水资源量远高于我国，主要河流的调控能力（即梯级水电开发所获得的调节库容与河流年径流量之比）基本都在100%~200%，我国目前调控能力最高的黄河仅为78%，占全国水资源总量35%的长江调控能力只有15%，与美国、加拿大主要河流的调控能力是天壤之别。

“中国目前的水电开发程度和人均库容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2和1/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亦楠近日表示，以中美两国为例，国土面积、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但在水资源调控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水库数量8.3万座，总库容约亿立方米，大型水库数量8724座，大型水库占10.5% ，人均库容是4700立方米；而我国水库数量9.8万座，总库容约9000亿立方米，大型水库数量756座，大型水库占比不到1%，人均库容只有746立方米。美国水库总库容是中国的1.6倍，大型水库数量是中国12倍，人均库容是中国6.3倍。

王亦楠直言，欧美提前半个多世纪就完成了本国大江大河的水电开发，一直享受水库大坝让经济社会免受洪旱灾害威胁的红利。即便美国已运行50年的最高大坝——奥利维尔大坝2017年发生溢洪道危机，导致下游20万民众紧急撤离，也没有掀起“反坝”舆论。“防洪、供水、灌溉都离不开水库大坝，水电开发与水资源调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以人均库容和水电开发程度为标志的水资源调控能力，在国际上不仅不存在‘警戒线’，反而是越高越好。”

“拆坝始于美国。”清华大学教授、世界泥沙研究学会主席王兆印近日表示，由于老化、生态修复、维修费太高、没有人当坝主，不安全等原因美国拆掉 多座高2-10m的坝。“拆坝不是大坝的归宿，拆坝并不说明大坝建设不生态。”

梯级坝群减轻地质灾害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我国水电行业步入科学有序开发大型水电的新阶段。建设大型调节水库电站不仅提升流域的防洪、供水、发电和生态调度能力，更可以有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耕地安全。如今流域梯级水电开发的主要目标已明确为：修复生态、防范地灾、水力发电，兼顾水资源综合利用。行业专家一致认为，水电开发是科学防灾减灾的有效有段。

王兆印认为，“西南河流下切导致崩塌滑坡灾害，栖息地单一且不稳定，所以西南河流上建坝一般都会改善生态，控制河流下切，减轻地质灾害。西南河流建设梯级坝群可以把江河变成串糖葫芦似的江库联通水系，适合多种生物生存。”

同意上述观点的还有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杨永江，他认为，梯级坝群减灾最典型的案例是，2018年11月3 -13日滑坡堵江形成的白格堰塞湖造成四川、西藏、云南三省100亿元以上损失。“假设下游叶巴滩水电站建成，10天内腾出约8亿立方米有效库容，就可以有效拦截溃决洪水。假如金沙江水电梯级全部开发，沿江的滑坡等得到预先治理和防范，类似的灾害将很少发生。”

然而，十几年来“水电妖魔化”舆论严重影响公众对水库大坝的认知，也干扰了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比如，‘十一五’正是我国电力需求急剧增长的时期，水电开发却一度停滞长达4年；‘十二五’常规水电的开工率只是规划的一半；‘十三五’规划中常规水电年均增速在所有电源中倒数第一；我国最大战略水源地、对长江水资源配置具有极重要作用的金沙江龙盘水电站，早在2003年就被列入国家相关规划、明确要优先开发，却一直搁浅至今，等等。”王亦楠表示。

根本之策是建大型调蓄水库

在王亦楠看来，“要解决我国水资源危机，当务之急，根本之策是尽快建设一批大型调蓄水库，增加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

以我国水资源调控能力最高的黄河为例，水资源量占全国2%，却承载了15%的耕地和12%的人口，黄河流域形成了4000万千瓦的风光水电力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龙羊峡水库三文鱼年产量1万吨，占全国1/4，农牧民变成渔民，年收入增加十倍。“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的忧患’，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今天黄河开发水电装机规模2000万千瓦，库容600亿m。龙羊峡、小浪底两个水利水电工程首尾呼应，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杨永江表示。

文章来源：《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网址: http://www.zgzyzhly.cn/zonghexinwen/2020/1103/748.html